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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但是一旦想要奢侈一些,品质一点的话,那么这消费就是哐哐往上飙升啊!

    就像是后世大都市,十元吃饱的有,一口一万的也有。

    而且斐潜相信,一旦形成了长老院议案的模式,必然就会催生出一种『议案掮客』的群体,专门游说长老会内部的这些人进行利益交换,便是开启新一轮的养猪模式,这也就是另外的效用了……

    一旦斐潜的这个『大丞相+尚书台三经六部+长老会』三角制衡的模式形成,这种体制最革命性的影响在于提前孵化出『政治契约』精神,而这恰恰是华夏古代封建制度当中最为缺乏的东西。

    政治需要『契约』,而不是『杯酒释兵权』,亦或是『二桃杀三士』。

    干得好,不能只能剩下『狡兔死走狗烹』,干的不好,也不能『病退告老』就算是完事。

    华夏自从儒家提出了『天命之子』概念之后,就形成了『单向契约』的模式,皇帝拥有最高解释权,最高裁决权,最终施行权,又是运动员,又是裁判员,同时还是观众。

    儒家则是在皇帝这个主干上寄生的藤蔓,在替皇帝扫平周边的同时,也活生生的绞死了一代代的皇帝,吸血壮大,然后寄生在下一个王朝身上。

    所以皇帝和儒家,都必须倒下,鲸落方可万物生。

    而万物之中,最重要的就是『政治契约』。

    汉代不缺『契约』。

    汉代的『先令券书』等民间契约文书的高度发达,与政治领域的非契约性形成鲜明反差。

    斐潜特意留下了吕布,实际上就是为了铺垫出『政治契约』的重要性。

    只有『功臣』不死,华夏之中能人才会尽情施展,否则要么就像是韩信这样,被归咎于『自伐其功』,将刘邦的这种政治背叛定义为道德缺陷而非制度问题,而导致每一个上台的『权臣』,最后都必须要考虑自己,以及自己的家族究竟要怎么活下去……

    甲鱼的自污,也是对于这个病症的提醒。

    大汉之中,王莽,霍光等人,又加重了这个病症,也导致了『政治契约』表面上一再签署确认,但是实际上双方都在怀疑下一刻会不会遭遇背叛,自己菊花不保。

    甚至包括现在的刘协和曹操,也是如此。

    那么等斐潜掌控了山东,刘协原本和曹操之间的矛盾,也就会转移到了斐潜身上。

    按照原本的旧有道路,斐潜剩下的也就是再次废帝,养一头猪,度过几十年,然后像是霍光一样人一死,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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